一、对“代孕”的认知之变

在看到表决通过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删除有关禁止代孕的内容后，一位“言午”不育者网友在微博上写到：“真是感慨良多”其中滋味可想而知。2015年3月份，江西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明微博撰文呼吁公众正视代孕行为。在她看来，生理的缺陷使不育女性丧失生育能力、失掉为母之权，代孕是一个让这些患者实现生育权的机会。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孙晓梅教授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二胎已放开，但失独家庭根本利益需求并未得到满足，政府应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用最便宜的钱帮助失独家庭再生一个子女。这也促使她在审议人口计生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时，建议删除对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等的相关规定，专门制定协助生育的法条。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院立法发展所所长刘克希也公开表示，生育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不应该被限死。

“禁止代孕”规定被删除后，支持者们自然高兴，但也有人担忧，特殊群体是需要有特殊的考量，代孕似乎存在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风险，更有人表示“放开代孕会造成社会不公”。代孕争论远未结束。

二、代孕乱象屡禁不止

代孕，是指将受精的卵子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孕母替委托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作为一项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它在产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早在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办法》中，处于对伦理的思考，明确指出“医疗结构和义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国内的“代孕”近些年已初具规模，随着代孕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扩张，当然，它一直隐匿灰色地下，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进步，全国的代孕中介迅速扩散。国家相关曾多次下重拳整治代孕乱象，然而，代孕黑市屡禁不止。有记者对多家代孕公司暗访发现，这些公司存在七、八年之久，并了解到它的高额收费标准，一整套代孕流程结算下来，费用至少也需 60万。

在代孕商业链条中，代孕公司最看重的是利润，对伦理问题和法规选择性忽略，只要开得起价，性别、质量、数量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三、代孕需求量在增多

生育需求是刺激代孕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于代孕公司人员而言，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商机。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所所长王全宾表示，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讲究无后为大，女性的伟大、神圣往往会跟人类的繁殖、延续联系起来。通过代孕，确实可以解决部分人的生存困境或者社会地位问题。一些辅助生殖领域的专家分析，逐年上升的不孕不育率或是代孕增多的原因之一。2010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育龄夫妇中1/8面临生育之难,2013年，中国人口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人数已超五千万，占育龄人口的约12.5%。这无疑给代孕公司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代孕在地下已“蔚然成风”。有代孕公司向暗访记者表示，“二胎放开后，好多年纪大些的组团过来，好多都是要男孩子”。

由于国内、国外对“代孕”的态度差别，近年来去国外“找肚子”的人群也在不断增加。“国外合法的环境可以避免风险，而且在技术水平和服务方面都可以提供更优质的选择”。去国外代孕费用会更高，“费用在100万人民币左右”。即使如此，Aaron说“每年从他手里走出的婴儿不下百人”。

四、未来，国内代孕何去何从

修正案删除“禁止代孕”表述，从另一角度说明禁止代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管理和规范才是方向。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文件，对我国相关技术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这只能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表示，“在胚胎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份约束力显然是不够的。”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冯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我国现状看，还不具备放开代孕的条件。”，母亲对孩子负有血缘、孕育和养育三重天职，代孕将三者割裂，破坏了自然的生育秩序。更重要的是，一些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亲子关系、继承关系如何确定？假如代孕妈妈生出的婴儿有缺陷，委托方不想要了，怎么办？”。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代孕必须在当事人包括委托夫妻和父母之间签署代孕协议、界定允许的代孕类型、完善代孕中介的管理，为了保障婴儿的权益还需建立亲权转移和协议终止制度。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张春生向媒体表示，代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进行认真的论证。虽然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没有涉及关于代孕的相关条款，但是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这个领域的管理，予以规范，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虽然试管婴儿容易出现生化孕，但不要因此而放弃治疗。只要遵循医生的指导，认真准备并注意细节，我们都有可能成功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